福利小说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价2-被窝网

被窝小说网 > 历史小说 >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作者:黄仁宇

书号:42272 时间:2017/9/29 字数:4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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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亚堡，密西

　　1952年9月我进入密西

大学部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历史学家，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研究明史，理出一套方法，再将历史投

到现在，并逆转推论，证实我对帝制中国时期的发现。如果我可以预见这项任务的艰辛，我一定会退避三舍。

　　在1952年，我只是想到，以我在国民

军队长达十二多年的资历，我有很多经验可说，因此我选择主修新闻学。我已申请数所大学，全部都在中西部地区，也都名列前十大。密西

不只最先给我入学许可，而且因为认可我毕业自雷温乌兹要

的参谋大学，还给我十二个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学分。我还想象，如果我更用功一点，也许可以在两年内取得硕士学位。目标果然实现。但对我来说，毕业就是失业。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不会说道地的美语，无法有一支快笔符合截稿期限的要求，要找新闻界的工作非常难。但是，当时也不会有人雇我去整理图片或编排索引。我试过出版业，但只是增加一些被拒绝的经验而已。有一份杂志没有拒绝我，还替我的一篇文章印三十五份

印本。那篇文章登在《太平洋历史评论》(ThePacificHistoricalReview)。

　　同时我对历史的兴趣也被

活了。“至于这个，”我的朋友和老师都警告我“别无捷径。你可能要念个博士学位。”有人还说，这个最高学位是在大学教书的通行卡。十年后我才拿到我的通行卡。1964年，在密西

大学体育馆里，我们看到校长将一顶米蓝色的方巾，放在詹森总统头上，因此这位大社会(GreatSociety)的发起人，就能以名誉法学博士的身份，向毕业班致辞。现在我衣柜中也有一式一样的方巾，是我凭一己之力在同样场合获得的。詹森总统戴着方巾离开密大，搭乘直升机离去后，我也收好自己的方巾，不久后就收到一通来自伊利诺州艾德华维尔(Edwardsville)的电话。我成为南伊利诺大学助理教授，并在此遇到我未来的

子格尔。

　　不久前席得尼·胡克(SydneyHook)发表一篇文章，名为《天空中的赌场》(CasinointheSky)，强调机遇和事件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我完全信服这种说法。在我一生中，我常必须在特定时点做出关键决定。回顾过去，我不确定当时是否由自己来下决定，似乎是决定等着我。

　　我到安亚堡前的经历如下：

　　我在东北的任务之旅没有太久。1946年6月初，我从长

回到沈

，参加到美国留学的检定考。接着全国大考在南京举行，从一千多名考生选出约两百名军官。整整考了一星期，内容包括中英文作文、数学、科学和兵法。口试是由一组美国军官主考，我们进场前要先取下勋章。结果公布时，我又惊又喜，因为我和另外十五人被送到雷温乌兹要

，但他们军阶都比我高。我们从上海启航，搭乘运输舰“尚克号”(DavidCShank)，是由运输军团来负责。在船上我们就开始过美国式的生活。不过战后不久的运兵船并没有太多舒适的设备。我要睡觉时，发现上铺离鼻尖不过几英寸远而已。我们要洗澡时，美国人警告：“小心一点，虽然标明是冷水，其实是热的，标明热水其实是烫的！小心不要被烫伤。”虽然如此，但船上的可口可乐只要五美分，一条烟只要五十美分。

　　到加州的奥克兰以后，我们改搭火车往东行。军方和铁路局居然安排得当，让我们搭卧车顺利抵达目的地，毫不出错，令人啧啧称奇。有一天晚上，有一群女孩来拜访我们。她们是海军雇员，预定前往巴尔的摩，车厢就在我们隔壁。有一个女孩先打开话匣子，最后和她的同伴一起被邀请与我们为伍，她还说：“我不是早告诉过你，这节车厢一定有趣！”我们彼此问了一大堆问题，一直问到午夜。第二天早上，我们打算去回礼一番，却发现隔壁车厢只是一般乘客。

　　在雷温乌兹要

，我们的校长是哲乐(LeonardTGerow)中将。第二次大战期间，他曾在欧洲带兵。在战前，他是五角大厦的重要人物。我们对他的印象是他很喜欢夸大炫耀，有一次，我们要照团体照时，他居然太过高兴，还拍着太太的

部。哲乐太太也同样热情活泼。在一次聚会中，高级军官的太太问哲乐太太哪里去了，一位女士回答：“她在外头吃雪花。”原来那天是下雪的第一天。

　　哲乐并不被视为中国的盟友，因为根据已出版的资料，在珍珠港事变前，他建议美国政府就法属中南半岛和日本妥协，以牺牲中国为前提。但在雷温乌兹要

，他拜访我们这群人。当时中国的内战让我们又沮丧又不好意思，将军说，这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认为，内战之所以开打，是因为大家都太爱国了，看他祖父的兄弟和堂兄弟就知道了。他们全都参与美国内战，而且有的属于南军，有的属于北军。

　　我们的课程持续了九个月，行事历和一般文理大学差不多，学期从9月开始，6月结束，圣诞节放假两星期。约三百名美国军官就学，大多数是中校，很少有上校或少校。盟军的军官约六十名，官阶就很杂乱，从英国的旅长到海地的中尉都有，后者还是全班唯一的黑人。一名苏格兰军官穿着苏格兰裙来上课。大多数拉丁美洲军官都不说英文，有专门的西班牙传译人员为他们翻译。

　　课程的大部分内容为地图演练，问题是从陆军的档案夹

出，但经过修正，以利课堂上使用。我们逐渐熟悉的地理区域是巴黎西南部。假设我们在圣罗(StLo)突破后，分两路进攻，一是从吕曼(LeMans)到沙特(Chartres)，一是从托敖(Tours)到奥良(Orleans)。另外一个经常用到的设想情况是九州的鹿儿岛一带。我们假想进攻，修补港口设备，建立进攻部队，对岛民实施军事管制等。后勤和人事管理是美军擅长的两点，前提是纸上作业可以实际运作。在雷温乌兹，我们首度得知欧战可能提前半年结束，正如一位五角大厦来的客座讲师所说的，如果“我们再聪明一点就好了”在雷温乌兹，他们常常提起原子战争，但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核子武器未来将如何影响传统战略。我们仍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

　　在雷温乌兹上课非常气派。在体育馆一样大的古伯厅(GruberHall)，近四百名军官学生坐在其中，每个人的桌子都十足大气，堪称“总裁级”麦克风有数十个，设置在走道两旁和座位两边。一名上校担任课堂监督，办公室就设在大厅后方的小房间内。他指挥十数名男女士兵，调派他们分发教材，开启和关闭麦克风。教师在讲台上授课，麦克风别在领带上。每个人都带着至少三十英尺的延长线，方便在讲台上踱步。他们名牌上的字高达一英尺。各教官就一般主题下的专长发挥，即使授课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也会有一名军士将他的名牌挂在墙上，名牌不短于三英尺。作为视觉辅助工具的地图和图表则贴在木板上，从讲台后方推出来，清晰易见，可以和足球场上的记分板相媲美。

　　我利用圣诞假期到纽约和华府去玩。一路上总会遇到好奇的民众，他们看到中国的军官不免惊讶。有些人甚至讥讽地说：“看，中国军队来了！”我常被问到关于内战和

泽东的问题。有些人还问，白修德(TheodoreWhite)的《雷霆后之中国》(Thunde

tofChina)有几分真实

。有些人还问我属于国民

军队还是共产

军队，我几乎要认定这些人简直是大白痴时，却又发现他们真的是搞不清楚。有一名妇女说：“如果你们有两种军队，我们就应该两种都一起邀请来，这样才公平。”

　　1947年夏天我们回到南京时，马歇尔将军早已停止调停国共间的纷争。不过，美国政府仍然继续协助国民

军队的训练和组织。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军官，都被分发到军校或是和训练课程相关的部门。我还获得一个僭越的头衔，成为参谋本部的资浅军官，隶属国防部。事实上，我还是个上尉，月薪约十八美元。在一年多的日子中，我将美军提供的文献译成中文，但美军的

程绝对无法适用于中国。对美军来说，军务、补给和人力的

动是采取“油管制”装备和军库都十分齐全。在前线和各驻扎地区设有中间联络站，补充兵源源不绝。人事和设备的

动经常而自动化。如果国民

有能力做到，内战绝不会产生，绝对可以预先防止共产

的行动。日本是否敢侵略中国，恐怕还是疑问。我们听说，在军阀时代，军需官必须从团长太太手中拿钱，才能喂

士兵。1947年时的国民

军队已经

离这样的阶段，但其实没有进步太多，不时要找人、找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油管制，其实不过是空想一场。

　　不过，我们的将军对油管制仍存有幻想，因为这是外国来的现代东西。我很快就发现，这个现象不只军中独有，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通常给人先进的感觉，他们的学识即使理论上很先进，大多数情况下却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过他们的长官仍然很看重他们，原因是可以替部门带来装饰的效果。三十五年前我就有这番个人的体验，因此最近听说同样的事又发生在中国派遣的留学生身上，不

觉得沮丧。

　　1948年年底，我从五厅(训练与组织)，转到二厅(军事情报)。我的任务是对外国军队和海军武官简报战事，直属长官是陆中校，他现在也住在美国，将名字改成JosephDLowe。在图书馆的参考室中，可以发现他的两篇著作。1948年年底，他对我说，行政院长翁文灏是他的舅父，他关心前线的战事，却没有人提供足够的简报。透过正式管道的讯息不是早已过时，就是不正确。我们认为这简直太过分。由于他的官位使然，他已被共产

公开宣称是“战犯”然而，他甚至不知战事的发展，不知前线在哪里！在陆中校的安排下，我到这位清癯的行政院长家去看他，做了约一个小时的个人简报。

　　1949年年初，国民

的副总统李宗仁还在做最后努力，和共产

谈和，但人民解放军却正准备渡江南下，国民

的国防部将我们撤退到广东。显然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台湾了。四月，同为雷温乌兹毕业生的袁韦兴(音译)上校，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到东京去。他刚被任命为驻

代表团的副官长，愿意找我当他的助手。我愿不愿意去？袁上校应该知道答案的，这种问题不需要问。不久后，在1949年5月，我并没有加入成群的公务员和家属之列，在临时住所等着搭船过台湾海峡，而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Cleveland)的头等舱，从香港开往横滨。由于是为驻

代表团工作，我具有外

官的身份，拿着红皮护照旅行。在香港，我订制了两套西装，由外

部付钱。上述遭遇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我在东京的所见所闻才更叫我吃惊。

　　在密西

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是威斯理·莫勒(WesleyMaurer)教授。我开始注意历史，大半原因是受他影响。他介绍我看约翰·弥尔(JohnStuartMill)的《自由论》(OnLiberty)、约翰·柏瑞(JohnBury)的《思想自由史》(AHistoryofFreedo摸fThought)及亚瑟·加菲尔德·黑斯(ArthurGarfieldHays)的《让自由响彻云霄》(LetFreedomRing)。莫勒下巴方正，总戴着无边眼镜，背景颇为特殊。他原先接受的训练是要当美以美教派的牧师。事实上，他从神学院毕业后，也传过几次道，但最后还是临阵

逃。从此以后，他就热心批评有组织的宗教。不过，莫勒教授既非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无神论者。提到圣经，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部典范，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路德、喀尔文和诺克斯(Knox)，他小心翼翼区分他们分属自由斗士和暴君的面向。他不断提到星法院(StarChamber)、命运预定说的教义、陪审团审判等，好奇心驱使我去研究这些东西。我逐渐相信，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是透过世界历史，或是西方文明史，甚至不知两者有何差别。

　　莫勒教授开的课“法律与新闻”是所有新闻系学生的必修课，课堂气氛总是轻快活泼。他说，在诽谤案时，可以用没有恶意来当答辩，却不能用事实真相。他又说：“有时真相愈多，愈构成诽谤。”大众知情的权利和个人隐私的权利之间，的确有冲突。全班印象都很深刻。在另一堂课上，他提到

情书刊。他以同样强而有力的语调强调：“有时真相愈多就愈猥亵。”坐在后面的一个女生这时放

大笑：“哈哈哈”直到我们全转过头去看她，脸上带着会意的笑。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同学，我们叫他拉米。他似乎和莫勒教授有独特的相处之道。教授以惯有的精力朗读“路德、喀尔文、诺克斯等人”时，拉米会平静地

一句“还有威斯理等人”还有一回，拉米的

话更是恰当，教授提到圣物：“十字架、玫瑰窗、遗物…”这名外籍学生就说：“先生，还有圣牛。”在这两个例子中，他的<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WｗW.BｗOxｓ.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