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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39600 时间:2017/9/6 字数:4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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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左脚比右脚稍稍短一点儿，称不上残疾，但与常人稍稍不同。一般称我踮脚儿是可以的，但更多人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瘸，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踮。就差那么一点点，连两厘米都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把腿脚儿稍有毛病的人一概称为瘸子，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严格地说，腿有毛病的人才称瘸子，仅仅脚有点儿异样或者可以称为跛子，而我连跛子也谈不上。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走路不太稳，这是事实。我的每一步在别人看来都像是对自己轻轻地否定，甚至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自嘲也无不可。

　　一

　　我的左脚比右脚稍稍短一点儿，称不上残疾，但与常人稍稍不同。一般称我踮脚儿是可以的，但更多人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瘸，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踮。就差那么一点点，连两厘米都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把腿脚儿稍有毛病的人一概称为瘸子，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严格地说，腿有毛病的人才称瘸子，仅仅脚有点儿异样或者可以称为跛子，而我连跛子也谈不上。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走路不太稳，这是事实。我的每一步在别人看来都像是对自己轻轻地否定，甚至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自嘲也无不可。

　　踮脚儿，一点儿也没妨碍以至我与正常人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比如运动场上，我表现还相当不错。我喜欢跑、跳、球类、冰上运动，不能说踮脚儿使我在运动中获得了优势，但运动中我的确表现轻灵，富有弹

，仿佛比别人有一种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在一万米或马拉松这种自我折磨的慢跑中，不用说，我明显处于劣势；但在短跑和百米栏中我则像

线，甚至于像

线，十个栏一般不会踢倒两个。我曾参加过一次区级中学生运动会，百米栏拿了第一，跳高破了纪录，我跳的高度超出了我身高30公分。我赢得了全场的欢呼与

水似的掌声，但是当我走上领奖台的时候步伐和别人不一样，同样引起了大笑。

　　我被认为是某类人的楷模。学校让我做报告、巡回讲演，我为了证明与常人无异，四处赶场，结果声名远播，成为一个著名的瘸子。我差之毫厘，并没失之千里，但事实上好像是如此。由于运动和刻苦练习，我身上没一点儿脂肪，除了青筋就是像筋一样的肌

，或者简直称不上肌

，差不多就是一把瘦骨头。如果我想隐匿自己，比如做隐身人，几乎不是一件难办的事儿。是的，我后来就是这么做的。我又瘦又小，总是穿黑衣服，在人群中几乎就是一个黑影子。我退出了运动场，我认为只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安静的学习上，就会不显山不

水，不引人注目，然而即便如此，我仍没办法不使自己

颖而出。比如最经常的各种考试，会做的题我总不能装作不会做吧？结果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不拿第一对我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数学最好，物理次之，化学一般。尽管化学一般（完全是有意的）后来还是成了化学课代表。我不想成为任何学科的代表，数学也好，物理也好，这两科我都具备无可争议的条件，两位老师也都动员过我，但最终还是让化学老师得了逞。我的化学老师是个中年瞎眼儿，当然是一只眼瞎，两只眼瞎他就歇菜了，如同我不能两只脚都踮——那样可能倒好了，我可能会成为芭蕾演员。化学老师的瞎眼装的是什么眼睛始终是个谜，有人说是狗眼，有人说是牛眼，还有人说是猫眼，但不管怎么眼睛都一动不动，看上去像个闪光的黑

。我相信化学老师照相不能打闪光灯，否则就会有一只眼因为反光变得贼亮。我根本逃不掉他的黑

，他有很多办法，比如凝视、斜视；最受不了的是他的凝视，他盯着你但并不是正眼看你，你根本搞不清他在拿哪只眼看你。

　　我从未答应做化学课代表，但事实上已成为他的课代表。自从我被他的假眼盯上之后，课前他总是把我叫到备课室，让我帮他抱着实验用具，托盘、酒

灯或大摞化学作业，我们一同步入教室。如果是化学实验课，我还会被留在讲台上协助各种事务，做这做那，不太稳地走来走去。此前的化学课特别是实验课从来都

森恐怖，常常像魔术，甚至于幻术。特别当酒

灯凑近并照亮化学老师的瞎眼时，再加上他的头发又长又稀，看上去有一种古堡的效果。那时，因为酒

灯热效应的缘故，他的又稀又长的头发会轻轻飞舞起来，好像一种魔法。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揪起来，大气也不敢出。我上台后气氛多少有了改观，类似斯特拉文斯基加入了一点爵士，有时可以听到下面一点安静的笑声。

　　二

　　我成为化学老师最得意的学生，但是那年高考我坚决地选择了数学系而没选择化学系。我希望以此结束我与化学老师无可言状的关系。那时化学老师只是笑笑，并不在乎我选择什么。化学老师说我根本不可能逃出他的视野，我永远是他的学生。那年的高考也真是让我伤心，我的分数没的说，让许多名牌大学咋舌，然而我的成绩单与体检表在经历了一段类似星际漫游的旅程之后总是不了了之。最终，我不得不找到了残联。我一直在犹豫，不想这样做，但是没办法。我向残联承认了我是瘸子，办理了证件，正式成为注册的瘸子。在残联和母校的干预下，一个盛产为人师表的学院最终收留了我。那时已开学，我受到了学院特别郑重的

。我还上了报纸。我的未来清晰可见：为人师表，成为一名教书先生。我不能不想到化学老师的假眼，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一种共同的命运。不过我没选择化学系，就这点而言，我与化学老师还是颇有不同。数学王国最终存在着一个上帝或一种类似上帝的秩序和体系。而现代化学是无边的，甚至于是可怕的，它最终指向哪里至今还不清楚；它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变，但也产生了南极臭氧空

，就像化学老师的假眼。

　　大学4年，我沉溺在遥远的数学王国，差不多忘记了这是一所盛产为人师表的学院。我已走得很远，远到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祖冲之和张衡。我虽然误入歧途，但也可以说独辟蹊径，这在科学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许多人沿着某条蹊径或歧途走下去而成为伟大的数学家，我相信我也会如此。但是4年后我发现等待我的仍是中学的教书先生，并且他没有选择地被分回了母校。我能读师范除了残联的干预，同母校签的协议也是决定

的、不可更改的。如同当年化学老师的预言一样，我又见到了他。化学老师并没因为当初的预言而有任何得意之

，在他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几年光景，化学老师明显老了，假眼在我高考那年掉了之后再也没装上，留下了一个空空的更加吓人的眼窝。头发也更长、更稀了，已经见顶，而眼窝则像那个季节的果实。那时校园的松果已经发黑，石榴灿烂开裂，如我们的内脏。太多的老师教过我，因此我对化学老师也没特别的尊重，甚至于比从前还冷淡。一代一代的学生循环为老师，我这种重返母校的情况并不鲜见，大家各

教鞭，都是同事，没什么师承关系。

　　我依然穿黑衣服。不同的是，作为数学教师，我的黑衣比学生时代的黑更为考究，衣服不是简单的黑就完了，而是要体现出教师的庄严肃穆。此外，多年前我做学生时就梦想一柄手杖，现在我可以拥有了。我还留了

髭。我想，既然我与众不同，那就再彻底一点。黑礼服、黑手杖、修剪整齐的

髭，目空一切，这使我有了一种与人隔隔不入的庄严的效果。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学生都说我像日本人，我才感到某种真正的侮辱。这之前别人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我想，也许我该再配一顶黑色礼帽？像福尔摩斯那样？但恐怕还是

不开像日本人，因为据说日本人很早就风行过福尔摩斯式的帽子（日本总是比中国早一步），这让我颇为烦恼。我说不上是民族主义者，也说不上反感日本人，但说我像日本人我的确觉得受到了侮辱。哪怕说我像英国人、

浦路斯人或柬埔寨人我都可以不予理睬。我不得不忍痛割爱。不再西装革履，改穿中式服装，我回到了传统，像章太炎或死硬的辜鸿铭那样，看上去老气横秋，绝对的中国做派。我甚至于还想过留一条大辫子，像康有为那样，我觉得这真的没什么不可以。我开始蓄发，剃了

式

髭（我真不明白怎么一留

髭就像日本人，什么都成了日本人的专利）。我的庄严形象有点受损，甚至一落千丈，简直像阿Q或孔乙己。好在我坚持把手杖留下来，这纯粹是我个人的标志，不是学日本人或英国人，我的确有点瘸。

　　没人再说我像日本人，却仍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能

止别人这样叫，包括学生们叫。尽管我是从母校出来的，无论校长、同事（当然不包括化学老师），还是学生，都不接受我复古的孔乙己的形象，但是说到底这是我个人的权利。现在许多方面的确好像是自由多了，至少没人再规定你能穿什么或不能穿什么。是的，从一开始学生就总是哄堂大笑，我是“日本人”时学生不仅笑我走路，还笑我的手杖和

髭，给我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名字，具体我就不说了。即使变为中国做派，笑声仍然不断，每次教室都要几分钟才能安静下来。笑声中我一直望天儿，好像凝视星云、暗物质、南极臭氧层。学生笑够了，我开始上课。笑是暂时的，笑也会疲劳。

　　我教高一数学，教高二时丢掉了教科书，每次上课什么也不带，只一柄手杖，一

粉笔，板书清晰有致，如同科学本身，直到铃声响起，下课——没有一句废话。上课只一

粉笔只有20年教龄的特级教师才能做到，而我只用了一年。当然我得承认，25年教龄的化学老师也很早就一

粉笔，具体什么时间我不知道，可能比我早。不过我仍是杰出的。我按顺序教了高一、高二、高三，最后停在了高三上。我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魔鬼，高中3年的魔鬼训练使我早已深得应试的

髓，就如同杰出的运动员往往也会成为同样杰出的教练。加之我又掌握了一套慑人心法——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做派，因此受到部分学生狂热的

。一些学生下课围着我不愿我走，一如当年德国人的狂热。高考之后，新升入高三的学生家长组成了请愿团，向校长要求请我留任高三数学，虽然没佩戴袖标，没有嗨希，但举出了小旗儿，喊出了口号。家长坚决反对我按惯例轮回到高一，我留任了，开了许多年学校教学的先例。我的非人教学法——主要是题海战术和目空一切，使我第一年教毕业班就成绩斐然。我的理论是：如果我们不在平时

垮自己，怎么可能在如库尔斯克战役般殊死一搏的高考战场上取得铁血的决定

胜利？我培训（绝不是培养）的是能

过来的那些人——结果很多人都

过来了，让我十分惊异。

　　我在中学待了5年，最后两年我的学生连续两届成为全市高考数学状元（当然，毫无疑问，两位状元都对我毫无感激，其中一个后来跳了楼，一个成为著名的食堂纵火犯）。如果说一届如此成功是偶然的，那么连续两届显然不是偶然的有人把我的成功归结为我的手杖，说我的手杖是“数学魔杖”——那时人们对我已非常尊敬，只要提到我就肃然起敬。人们不再指出我的踮脚儿，而是以“手杖”所指——人们甚至学会了隐喻。许多与教育有关的报纸采访我，还有电视台。我手执权杖，

怀鲜花（报纸可以做证），尖声尖气地回答记者。我是个瘸子，没别的原因，我就是这样回答记者的。我的荣誉达到了顶峰，但也不过如此。也就是那一年，我丢掉了数学手杖，退出了教师职业，在中学数学讲坛上彻底消失了。

　　三

　　我在家闲置，玩俄罗斯方块，用直勾在大鱼缸里钓小金鱼儿，做化学试验，烧制各种颜色的水，研究高斯和阿基米德、弯曲空间和圆的度量、托勒密的公设与循环理论误区、祖率、肯特以及欧几里德和帕提米亚；谢绝一切学校或家长邀请。外出旅行，乘火车、飞机、轮船、长途大巴，进入人山人海或人迹罕至的旅游点。骑马、骑驴、骑骆驼、骑骡子，买各种纪念品和小玩艺儿，吃棉花糖。还打电子靶，很快掌握了要领，回回都是靶心，无论走到哪儿都是靶心。做了手脚的电子

我可以调好，照样命中靶心。我把一个业主打急了，然后到下一个，下一个业主也急了，再到下一个，常常整条街都被我打急了。我不能再打靶了，就玩套圈。套圈也一样，圈无虚发，套了一大堆

用品，烟、打火机、酒、剃须刀、小电视、小火车，甚至于人民币——到哪儿我都带来灾难

的后果。在神农架，打

和套圈的小贩们最终联合起来对付我。我像过街老鼠两头挨堵，险些被小贩们扔进野人

；我获得的奖品被哄抢，身上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幸好那天遇到一支归途中的野人考察队才得以获救。

　　那支野考队是一支胜利之师。因为首次抓获了野人，特别申请了森林警车开道，顺便也将我从小贩的围堵中拯救出来。队员中有我过去的一名女学生，我已不认识她，她说她也姓苏，叫苏未未，我几乎记不起来她，但一旦想起来，过去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在小贩们联合起来的推推搡搡中，我的女学生发现了她当年的苏明老师。警察驱散了小贩，我认为应把他们抓起来，但我的女学生说这次考察收获重大，野人在押，叫我不要多生枝节，以免发生不测。我的女学生在考察队<环形女人>　Ｗwｗ.ＢwｏｘＳ.Ｃ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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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左脚比右脚稍稍短一点儿，称不上残疾，但与常人稍稍不同。一般称我踮脚儿是可以的，但更多人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瘸，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踮。就差那么一点点，连两厘米都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把腿脚儿稍有毛病的人一概称为瘸子，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严格地说，腿有毛病的人才称瘸子，仅仅脚有点儿异样或者可以称为跛子，而我连跛子也谈不上。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走路不太稳，这是事实。我的每一步在别人看来都像是对自己轻轻地否定，甚至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自嘲也无不可。　　一　　我的左脚比右脚稍稍短一点儿，称不上残疾，但与常人稍稍不同。一般称我踮脚儿是可以的，但更多人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瘸，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踮。就差那么一点点，连两厘米都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把腿脚儿稍有毛病的人一概称为瘸子，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严格地说，腿有毛病的人才称瘸子，仅仅脚有点儿异样或者可以称为跛子，而我连跛子也谈不上。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走路不太稳，这是事实。我的每一步在别人看来都像是对自己轻轻地否定，甚至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自嘲也无不可。　　踮脚儿，一点儿也没妨碍以至我与正常人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比如运动场上，我表现还相当不错。我喜欢跑、跳、球类、冰上运动，不能说踮脚儿使我在运动中获得了优势，但运动中我的确表现轻灵，富有弹，仿佛比别人有一种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在一万米或马拉松这种自我折磨的慢跑中，不用说，我明显处于劣势；但在短跑和百米栏中我则像线，甚至于像线，十个栏一般不会踢倒两个。我曾参加过一次区级中学生运动会，百米栏拿了第一，跳高破了纪录，我跳的高度超出了我身高30公分。我赢得了全场的欢呼与水似的掌声，但是当我走上领奖台的时候步伐和别人不一样，同样引起了大笑。　　我被认为是某类人的楷模。学校让我做报告、巡回讲演，我为了证明与常人无异，四处赶场，结果声名远播，成为一个著名的瘸子。我差之毫厘，并没失之千里，但事实上好像是如此。由于运动和刻苦练习，我身上没一点儿脂肪，除了青筋就是像筋一样的肌，或者简直称不上肌，差不多就是一把瘦骨头。如果我想隐匿自己，比如做隐身人，几乎不是一件难办的事儿。是的，我后来就是这么做的。我又瘦又小，总是穿黑衣服，在人群中几乎就是一个黑影子。我退出了运动场，我认为只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安静的学习上，就会不显山不水，不引人注目，然而即便如此，我仍没办法不使自己颖而出。比如最经常的各种考试，会做的题我总不能装作不会做吧？结果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不拿第一对我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数学最好，物理次之，化学一般。尽管化学一般（完全是有意的）后来还是成了化学课代表。我不想成为任何学科的代表，数学也好，物理也好，这两科我都具备无可争议的条件，两位老师也都动员过我，但最终还是让化学老师得了逞。我的化学老师是个中年瞎眼儿，当然是一只眼瞎，两只眼瞎他就歇菜了，如同我不能两只脚都踮——那样可能倒好了，我可能会成为芭蕾演员。化学老师的瞎眼装的是什么眼睛始终是个谜，有人说是狗眼，有人说是牛眼，还有人说是猫眼，但不管怎么眼睛都一动不动，看上去像个闪光的黑。我相信化学老师照相不能打闪光灯，否则就会有一只眼因为反光变得贼亮。我根本逃不掉他的黑，他有很多办法，比如凝视、斜视；最受不了的是他的凝视，他盯着你但并不是正眼看你，你根本搞不清他在拿哪只眼看你。　　我从未答应做化学课代表，但事实上已成为他的课代表。自从我被他的假眼盯上之后，课前他总是把我叫到备课室，让我帮他抱着实验用具，托盘、酒灯或大摞化学作业，我们一同步入教室。如果是化学实验课，我还会被留在讲台上协助各种事务，做这做那，不太稳地走来走去。此前的化学课特别是实验课从来都森恐怖，常常像魔术，甚至于幻术。特别当酒灯凑近并照亮化学老师的瞎眼时，再加上他的头发又长又稀，看上去有一种古堡的效果。那时，因为酒灯热效应的缘故，他的又稀又长的头发会轻轻飞舞起来，好像一种魔法。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揪起来，大气也不敢出。我上台后气氛多少有了改观，类似斯特拉文斯基加入了一点爵士，有时可以听到下面一点安静的笑声。　　二　　我成为化学老师最得意的学生，但是那年高考我坚决地选择了数学系而没选择化学系。我希望以此结束我与化学老师无可言状的关系。那时化学老师只是笑笑，并不在乎我选择什么。化学老师说我根本不可能逃出他的视野，我永远是他的学生。那年的高考也真是让我伤心，我的分数没的说，让许多名牌大学咋舌，然而我的成绩单与体检表在经历了一段类似星际漫游的旅程之后总是不了了之。最终，我不得不找到了残联。我一直在犹豫，不想这样做，但是没办法。我向残联承认了我是瘸子，办理了证件，正式成为注册的瘸子。在残联和母校的干预下，一个盛产为人师表的学院最终收留了我。那时已开学，我受到了学院特别郑重的。我还上了报纸。我的未来清晰可见：为人师表，成为一名教书先生。我不能不想到化学老师的假眼，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一种共同的命运。不过我没选择化学系，就这点而言，我与化学老师还是颇有不同。数学王国最终存在着一个上帝或一种类似上帝的秩序和体系。而现代化学是无边的，甚至于是可怕的，它最终指向哪里至今还不清楚；它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变，但也产生了南极臭氧空，就像化学老师的假眼。　　大学4年，我沉溺在遥远的数学王国，差不多忘记了这是一所盛产为人师表的学院。我已走得很远，远到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祖冲之和张衡。我虽然误入歧途，但也可以说独辟蹊径，这在科学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许多人沿着某条蹊径或歧途走下去而成为伟大的数学家，我相信我也会如此。但是4年后我发现等待我的仍是中学的教书先生，并且他没有选择地被分回了母校。我能读师范除了残联的干预，同母校签的协议也是决定的、不可更改的。如同当年化学老师的预言一样，我又见到了他。化学老师并没因为当初的预言而有任何得意之，在他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几年光景，化学老师明显老了，假眼在我高考那年掉了之后再也没装上，留下了一个空空的更加吓人的眼窝。头发也更长、更稀了，已经见顶，而眼窝则像那个季节的果实。那时校园的松果已经发黑，石榴灿烂开裂，如我们的内脏。太多的老师教过我，因此我对化学老师也没特别的尊重，甚至于比从前还冷淡。一代一代的学生循环为老师，我这种重返母校的情况并不鲜见，大家各教鞭，都是同事，没什么师承关系。　　我依然穿黑衣服。不同的是，作为数学教师，我的黑衣比学生时代的黑更为考究，衣服不是简单的黑就完了，而是要体现出教师的庄严肃穆。此外，多年前我做学生时就梦想一柄手杖，现在我可以拥有了。我还留了髭。我想，既然我与众不同，那就再彻底一点。黑礼服、黑手杖、修剪整齐的髭，目空一切，这使我有了一种与人隔隔不入的庄严的效果。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学生都说我像日本人，我才感到某种真正的侮辱。这之前别人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我想，也许我该再配一顶黑色礼帽？像福尔摩斯那样？但恐怕还是不开像日本人，因为据说日本人很早就风行过福尔摩斯式的帽子（日本总是比中国早一步），这让我颇为烦恼。我说不上是民族主义者，也说不上反感日本人，但说我像日本人我的确觉得受到了侮辱。哪怕说我像英国人、浦路斯人或柬埔寨人我都可以不予理睬。我不得不忍痛割爱。不再西装革履，改穿中式服装，我回到了传统，像章太炎或死硬的辜鸿铭那样，看上去老气横秋，绝对的中国做派。我甚至于还想过留一条大辫子，像康有为那样，我觉得这真的没什么不可以。我开始蓄发，剃了式髭（我真不明白怎么一留髭就像日本人，什么都成了日本人的专利）。我的庄严形象有点受损，甚至一落千丈，简直像阿Q或孔乙己。好在我坚持把手杖留下来，这纯粹是我个人的标志，不是学日本人或英国人，我的确有点瘸。　　没人再说我像日本人，却仍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能止别人这样叫，包括学生们叫。尽管我是从母校出来的，无论校长、同事（当然不包括化学老师），还是学生，都不接受我复古的孔乙己的形象，但是说到底这是我个人的权利。现在许多方面的确好像是自由多了，至少没人再规定你能穿什么或不能穿什么。是的，从一开始学生就总是哄堂大笑，我是“日本人”时学生不仅笑我走路，还笑我的手杖和髭，给我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名字，具体我就不说了。即使变为中国做派，笑声仍然不断，每次教室都要几分钟才能安静下来。笑声中我一直望天儿，好像凝视星云、暗物质、南极臭氧层。学生笑够了，我开始上课。笑是暂时的，笑也会疲劳。　　我教高一数学，教高二时丢掉了教科书，每次上课什么也不带，只一柄手杖，一粉笔，板书清晰有致，如同科学本身，直到铃声响起，下课——没有一句废话。上课只一粉笔只有20年教龄的特级教师才能做到，而我只用了一年。当然我得承认，25年教龄的化学老师也很早就一粉笔，具体什么时间我不知道，可能比我早。不过我仍是杰出的。我按顺序教了高一、高二、高三，最后停在了高三上。我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魔鬼，高中3年的魔鬼训练使我早已深得应试的髓，就如同杰出的运动员往往也会成为同样杰出的教练。加之我又掌握了一套慑人心法——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做派，因此受到部分学生狂热的。一些学生下课围着我不愿我走，一如当年德国人的狂热。高考之后，新升入高三的学生家长组成了请愿团，向校长要求请我留任高三数学，虽然没佩戴袖标，没有嗨希，但举出了小旗儿，喊出了口号。家长坚决反对我按惯例轮回到高一，我留任了，开了许多年学校教学的先例。我的非人教学法——主要是题海战术和目空一切，使我第一年教毕业班就成绩斐然。我的理论是：如果我们不在平时垮自己，怎么可能在如库尔斯克战役般殊死一搏的高考战场上取得铁血的决定胜利？我培训（绝不是培养）的是能过来的那些人——结果很多人都过来了，让我十分惊异。　　我在中学待了5年，最后两年我的学生连续两届成为全市高考数学状元（当然，毫无疑问，两位状元都对我毫无感激，其中一个后来跳了楼，一个成为著名的食堂纵火犯）。如果说一届如此成功是偶然的，那么连续两届显然不是偶然的有人把我的成功归结为我的手杖，说我的手杖是“数学魔杖”——那时人们对我已非常尊敬，只要提到我就肃然起敬。人们不再指出我的踮脚儿，而是以“手杖”所指——人们甚至学会了隐喻。许多与教育有关的报纸采访我，还有电视台。我手执权杖，怀鲜花（报纸可以做证），尖声尖气地回答记者。我是个瘸子，没别的原因，我就是这样回答记者的。我的荣誉达到了顶峰，但也不过如此。也就是那一年，我丢掉了数学手杖，退出了教师职业，在中学数学讲坛上彻底消失了。　　三　　我在家闲置，玩俄罗斯方块，用直勾在大鱼缸里钓小金鱼儿，做化学试验，烧制各种颜色的水，研究高斯和阿基米德、弯曲空间和圆的度量、托勒密的公设与循环理论误区、祖率、肯特以及欧几里德和帕提米亚；谢绝一切学校或家长邀请。外出旅行，乘火车、飞机、轮船、长途大巴，进入人山人海或人迹罕至的旅游点。骑马、骑驴、骑骆驼、骑骡子，买各种纪念品和小玩艺儿，吃棉花糖。还打电子靶，很快掌握了要领，回回都是靶心，无论走到哪儿都是靶心。做了手脚的电子我可以调好，照样命中靶心。我把一个业主打急了，然后到下一个，下一个业主也急了，再到下一个，常常整条街都被我打急了。我不能再打靶了，就玩套圈。套圈也一样，圈无虚发，套了一大堆用品，烟、打火机、酒、剃须刀、小电视、小火车，甚至于人民币——到哪儿我都带来灾难的后果。在神农架，打和套圈的小贩们最终联合起来对付我。我像过街老鼠两头挨堵，险些被小贩们扔进野人；我获得的奖品被哄抢，身上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幸好那天遇到一支归途中的野人考察队才得以获救。　　那支野考队是一支胜利之师。因为首次抓获了野人，特别申请了森林警车开道，顺便也将我从小贩的围堵中拯救出来。队员中有我过去的一名女学生，我已不认识她，她说她也姓苏，叫苏未未，我几乎记不起来她，但一旦想起来，过去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在小贩们联合起来的推推搡搡中，我的女学生发现了她当年的苏明老师。警察驱散了小贩，我认为应把他们抓起来，但我的女学生说这次考察收获重大，野人在押，叫我不要多生枝节，以免发生不测。我的女学生在考察队<环形女人>　Ｗwｗ.ＢwｏｘＳ.Ｃ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