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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39289 时间:2017/9/5 字数:66554

上一章　　　关于教授　　　下一章　( 没有了 )

　　第一章

　　1

　　我初次见到苏抑卮教授，是在1978年的秋天。那时候，我终于离开远在郊外的小工厂，踏进盼望已久的大学门槛，对用功读书有着无限的热情。我向往着成为陈景润那样的人物，在学问的蓝色海洋里能有一番作为。记得是在一场雨后，秋老虎的余威已不复存在，天高气

，我捧着祖父最新出版的一本旧作，在学校宿舍区向人打听苏教授家的确切位置。尽管我所在的这所大学，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但是宿舍区的脏

，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让人感到恐怖。

　　我的手里捏着写有地址的小字条，可是挂在大楼上的红底白字搪瓷标牌，都让小孩用弹弓给

坏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典型场景，原来的蓝底白字的标牌，由于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

的青天白

，在运动初期都换了象征革命的粉红底

。看上去仿佛是有计划的破坏，因为所有的

击，都是以让人认不出标牌上的编号为目的。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科学的春天正在来临，但是这个庞大的宿舍区，还保留着“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的痕迹，用暗红色油漆写的

主席语录随处可见，而且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宿舍区，竟然也像大杂院一样，被称做某某“向

院”我找到了居委会，一个负责人模样的老太太，不信任地看着我，一个劲地摇头。她说她并不知道谁是苏抑卮教授，在这一大片房子里，教授副教授和看上去像教授的多如牛

。

　　我手上的小纸条，表明苏教授不是住在27幢，就是37幢。老太太觉得在居委会里说不清楚，她拉着我的手，将我带到十字路口，指指东面，然后又掉过头来指指西面，告诉我这两幢楼的位置，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两个方向我恰恰已经都去过了，于是，我又一次陷于摸不着头脑的茫然之中。如此混乱的宿舍区，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八年以后，作为留校的青年教师，我有幸成为这个宿舍区的居民，几乎所有来找我的人，都有过我初次拜访苏教授时问路的尴尬。从两层一幢的小洋楼，到正在修建的七层楼，从只有一个单元门一个公用厕所的仓库式建筑，到有五个单元的新式大楼，各种规格应有尽有。大学里的房子永远不够住，据说自从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以后，或者说从1927年蒋介石来到南京这城市以后，这个宿舍区就没停止过盖房子，但是从来都是小动作，零打碎敲，滴滴答答不急不慢，结果不同的年代里，就盖出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房子。

　　最后带我找到苏教授的，是一位留着披肩长发、身穿一身黑衣服的姑娘。印象中，她应该是穿了一身黑的丝绸衣服，上身是民族风格的小褂，下面是一条飘逸的喇叭

，一双黑颜色的高跟皮鞋。她涂着鲜红的

膏，描着极细的黑眉毛，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进口香水的味道。时至今

，我对自己当时的印象，常常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因为这毕竟是在陈旧的1978年，这样的打扮不仅可疑，而且完全对不上号。我已经记不起自己当时怎么鬼使神差，就很信任地跟着她走了，在苏教授住的那幢楼下，她突然转过身来，指了指四楼关着的窗户，然后扬长而去。这时候，夕阳西下，一幢幢宿舍大楼，拖着长长的阴影，让人有一种置身森林的感觉。

　　黑衣姑娘消失在楼群之中。我沿着窄窄的楼梯道往上走，

脑子都在想那黑衣服的姑娘。这一年我21岁，脸上仍然不断地长青春痘。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口号，好像就是在这一年提出来的，我毕竟是在一个保守压抑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小伙子，由于和女孩子一说话就脸红，事实上我都没仔细地看过那姑娘一眼。我根本就没看清那姑娘究竟长得什么模样，只是匆匆扫了她一下，然后胆战心惊地跟在她后面。事实上，从一开始，我就是用想象在猜度和完善，我只是想当然地觉得她应该怎么样。每当我想起和苏教授的交往，就忍不住会想到这位神秘莫测的黑衣姑娘。时隔差不多20年，关于黑衣姑娘的记忆，已经带很大的想象，甚至有着非常严重的错误，我总是把她和现在街面上最时髦的姑娘混同起来，然而我就是忍不住要想。

　　老式的教授楼陈旧不堪，黑黑长长的楼道里，堆

了弃之可惜留着无用的杂物。到处都是灰尘，看得出已经很久没人打扫过。听得见有人在咳嗽，那是一种干咳，是那种没有痰可咳可不咳的习惯性声响。二楼的一家门敞着，收音机里正用记录速度播放着天气预报，这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播音，现在再也听不到了。我终于到达了四楼，在苏教授家的门前，我犹豫了一下，找到了门铃按钮，轻轻地揿着。

　　2

　　就像人有意无意总要回味自己的第一次

经验一样，我对对苏教授的初次拜访，始终保持着一种亲切的记忆。和苏教授的交往，是我人生轨迹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也许在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因为最初不过是一次偶然的拜访，我不过是奉父亲的命令，送一本祖父的书给苏教授。这完全是一次礼节

的拜访。苏教授曾和我的祖父有过短暂的交往，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以后，父亲去北京出差，祖父告诉父亲，说我将要去读的那个大学，有一位叫苏抑卮的教授很有学问。祖父并没有让我前去拜师的意思，他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学问功底实在太浅，根本就不配给苏教授当学生。祖父当时只是随口向父亲提到了苏抑卮这个人。

　　自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我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选择了作家这个行当。他对我没有别的要求，唯一的希望，就是让我千万不要子承父业，再去当什么倒霉的作家。在上大学以前，我是一家街道的小工厂的工人，也许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父亲一直过得很坎坷，他对我能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分子，感到十分欣慰。他为自己的家庭终于有了工人阶级感到自豪。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多少年来，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报纸上，都是很认真地这么说。虽然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的想法，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我的父亲总觉得我不想继续当工人的念头，十分幼稚十分错误，而且隐隐地潜藏着几分危险。他觉得我迫不及待地想投考大学的

望，有些过分，有些不可理喻。他觉得我完全没理由，也没必要把上大学那么当回事。一个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发展，大学从来就不是唯一的出路。我的祖父没有上过大学，我的伯父没有上过大学，我的父亲没上过大学，我的三个堂哥也没上大学，按照这种推理，我即使不上大学，一样也可以做出成就。

　　我所在的工厂，离家很遥远，每天总是一大早就出门。几乎要穿过整个城区，到了郊区，还要沿一段土路骑十分钟车。在下雨天，为了不迟到，我不仅要提早出门，而且不得不在泥泞的土路上，推着甚至扛着自行车前进。我的工作是操作牛头刨

，这是一种较为落后的金属加工，程序十分简单。进厂以后，一位改行不久的中年妇女当了我的师傅，她教我怎么操作，过了一个月，我便完全熟练地掌握了操作。在做学徒的第一年里，因为是和师傅共同操作一台刨

，显得很清闲，我们轮

工作，闲着的那个人，可以躲在一旁看书，或是打

线。车间里就只有一台刨

，原来已经有了两位师傅，一个夜班，一个白班，现在添了我和另外一名徒弟，人手多了，便考虑再添一台刨

。

　　一年以后，新的一台刨

买回来了。除了新一点，这台刨

在外形和

能方面，和老的那台机器没有任何区别。新刨

安装好了以后，我的师傅和我开玩笑，说这台新机器就是我的嫁妆。我记不清自己当时如何回答的，只是心里感到不是滋味，我又不是什么女孩子，要什么嫁妆。坦白地说，我当时并没有觉得做工人有什么不好，我感到不痛快，是因为我所干的工作，实在没有什么技术可言。我意识到自己正在逐步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每天固定的就是那么几个简单的动作，夹紧加工部件，按动操作按钮，加工开始加工完毕，然后继续重复。我觉得自己仿佛陷入了包办婚姻的沼泽，这台新刨

只是我不得不娶的一个小媳妇。我对这台金属的机器毫无感情。

　　在我成为小说家以后，我写的小说，很少反映这一段生活。四年的工人生活，真正让我感到亲切的地方，并不多。如果硬要我说老实话，我就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喜欢当工人。我没办法讴歌工厂的生活，因为我知道，大多数的工人和我一样，并不热爱他们所干的活。我知道很多年轻的工人和我一样，既不觉得做工人有什么不好，但是也不觉得当了工人就一定伟大。这世界上如果没有工人，肯定不行，也许恰恰是这一点，才能像名牌的商标一样，一针见血地说明工人的伟大。事实上，在我做工人的那个年代里，工人与其说伟大，还不如说幸运，这种幸运是和下乡的知青相比，和农村的农民相比。

　　不能不承认工人的生活，其实是最单调的。在机器轰鸣的八个小时里，我不得不将自己变成这台牛头刨

的附加部分。如果是加工那种小零件，每道工序很快就结束，我不得不站在刨

旁边，不停地换上换下。如果是大的加工部件，则意味着一旦加工开始，我可以有很长的等待时间。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刨

一旦开动，我便被机器拴死了，我的神经必须高度紧张。越是那种看上去技术不很强的操作，越容易疏忽出事，我的师傅就是因为干活时偷偷地打

线，导致了刨

的牛头和加工部件相撞，结果她那部刨

不得不提前大修。

　　活永远干不完，想偷懒也不行。每人都有一台机器，谁的机器停下来，都会引人注意。车间里，人和人之间交往，也就是吃饭那短暂的一会儿，要不就得等到交接班的时候。在工厂的四年，我几乎没有

过一个朋友。我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内向，四年的工人生活，使得我的脾气变得更加古怪。我继续保持着在中学时的传统，坚决不和同年龄的女孩子交谈。我读中学的那个年代里，男孩子和女孩子是天敌，从来不进行对话。那个时代的男孩子都是清教徒，所有和女孩子搭讪的小伙子，都将受到蔑视和嘲笑，而女孩子如果主动和男孩说话，那必是轻薄和不自重。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总是情不自

地注视一位操作磨

的青年女工。我承认自己对她有着非同寻常的好感。这是一个比我早两年进厂的女孩子，在我的印象中，她永远都是戴着大口罩，因此始终带有一种神秘感。磨

和刨

一样，操作起来都是非常简单，唯一不同的是磨

所产生的金属灰尘，要比刨

大得多。我们的机

紧紧挨着，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我们时不时地眉来眼去。我一直在偷眼看她，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同时觉得自己的举动，也都在她的监视之下。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我十分多余地做出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举动。她显然已意识到我的不同寻常的目光。在中学时，我曾用同样的目光，留意过一个梳着小辫子的姑娘。和我同年龄的小伙子，在青少年时期，一定有许多像我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恋爱经历可以回忆。我们的青春期，和“文化大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爱情问题是一个很可笑的话题。“爱”这个字眼，在我们这一代人眼里，意味着不学好，意味着下

的

情。所有的爱情歌曲，在当时都是黄

歌曲。我们早年的爱情生活，说白了，也就是脉脉含情地看看女孩子。

　　然而在车间里，老工人却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荤笑话，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动脚。不同年龄层次的男人，都愿意和我师傅调笑，而她似乎也很乐意从中得到一种乐趣。有传闻说师傅的丈夫是

痿，男人们在背后窃窃私语，得出了一致结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师傅既然从丈夫那里得不到正当的

爱，很自然地便会寻找另一种途径发

。我刚做学徒的时候，师傅还有所忌惮。她总是假装生气地将男人不怀好意的手打开，把那些围着她转的男人轰走。但是，她很快地便忘却了我的存在，口无遮拦地说起

话，张口男人的家伙，闭口女人的玩意。她真心地喜欢开那种

俗的玩笑，喜欢别人和她动手动脚，喜欢被人吃豆腐。她喜欢那种被男人围绕的感觉，这是一种近乎于车间女王的待遇，在短暂的交接班期间，在吃饭期间，在偶尔的停电休息的时候，她成了男人们注意的中心。一阵阵

科打诨，一阵阵

声笑语，所有的名词和动词都有了新的意义。

　　渐渐地，这种玩笑甚至扯到了我的头上。那些人根本不管我是否脸红，十分

骨地和师傅调笑，说她想吃童子

。师傅越是想保护我，他们就越起劲，叫喊得越凶。师傅很愤怒，说:“你们他妈的真不要脸，再不像话，别怪我说出不好听的话来。”

　　他们就说:“你什么不好听的话，我们没听过？”

　　师傅说:“我徒弟就跟我儿子一样。”

　　他们便话里有话地说:“像儿子和是儿子，究竟不一样！”

　　类似的玩笑永远没个够。一旦从机器的桎梏中逃离出来，大家没别的乐趣可找，于是就靠打情骂俏调节情绪。说荤话和荤段子，是车间里调剂身心健康的工间

，是大家相互交流感情的润滑剂，有伤风雅无伤风化。师傅最看不惯那些<叶兆言中短篇小说>　Ｗwｗ.ＢＷｏｘＳ.Ｃ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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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　　　关于教授　　　下一章　( 没有了 )
第一章　　1 　　我初次见到苏抑卮教授，是在1978年的秋天。那时候，我终于离开远在郊外的小工厂，踏进盼望已久的大学门槛，对用功读书有着无限的热情。我向往着成为陈景润那样的人物，在学问的蓝色海洋里能有一番作为。记得是在一场雨后，秋老虎的余威已不复存在，天高气，我捧着祖父最新出版的一本旧作，在学校宿舍区向人打听苏教授家的确切位置。尽管我所在的这所大学，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但是宿舍区的脏，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让人感到恐怖。　　我的手里捏着写有地址的小字条，可是挂在大楼上的红底白字搪瓷标牌，都让小孩用弹弓给坏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典型场景，原来的蓝底白字的标牌，由于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的青天白，在运动初期都换了象征革命的粉红底。看上去仿佛是有计划的破坏，因为所有的击，都是以让人认不出标牌上的编号为目的。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科学的春天正在来临，但是这个庞大的宿舍区，还保留着“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的痕迹，用暗红色油漆写的主席语录随处可见，而且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宿舍区，竟然也像大杂院一样，被称做某某“向院”我找到了居委会，一个负责人模样的老太太，不信任地看着我，一个劲地摇头。她说她并不知道谁是苏抑卮教授，在这一大片房子里，教授副教授和看上去像教授的多如牛。　　我手上的小纸条，表明苏教授不是住在27幢，就是37幢。老太太觉得在居委会里说不清楚，她拉着我的手，将我带到十字路口，指指东面，然后又掉过头来指指西面，告诉我这两幢楼的位置，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两个方向我恰恰已经都去过了，于是，我又一次陷于摸不着头脑的茫然之中。如此混乱的宿舍区，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八年以后，作为留校的青年教师，我有幸成为这个宿舍区的居民，几乎所有来找我的人，都有过我初次拜访苏教授时问路的尴尬。从两层一幢的小洋楼，到正在修建的七层楼，从只有一个单元门一个公用厕所的仓库式建筑，到有五个单元的新式大楼，各种规格应有尽有。大学里的房子永远不够住，据说自从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以后，或者说从1927年蒋介石来到南京这城市以后，这个宿舍区就没停止过盖房子，但是从来都是小动作，零打碎敲，滴滴答答不急不慢，结果不同的年代里，就盖出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房子。　　最后带我找到苏教授的，是一位留着披肩长发、身穿一身黑衣服的姑娘。印象中，她应该是穿了一身黑的丝绸衣服，上身是民族风格的小褂，下面是一条飘逸的喇叭，一双黑颜色的高跟皮鞋。她涂着鲜红的膏，描着极细的黑眉毛，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进口香水的味道。时至今，我对自己当时的印象，常常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因为这毕竟是在陈旧的1978年，这样的打扮不仅可疑，而且完全对不上号。我已经记不起自己当时怎么鬼使神差，就很信任地跟着她走了，在苏教授住的那幢楼下，她突然转过身来，指了指四楼关着的窗户，然后扬长而去。这时候，夕阳西下，一幢幢宿舍大楼，拖着长长的阴影，让人有一种置身森林的感觉。　　黑衣姑娘消失在楼群之中。我沿着窄窄的楼梯道往上走，脑子都在想那黑衣服的姑娘。这一年我21岁，脸上仍然不断地长青春痘。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口号，好像就是在这一年提出来的，我毕竟是在一个保守压抑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小伙子，由于和女孩子一说话就脸红，事实上我都没仔细地看过那姑娘一眼。我根本就没看清那姑娘究竟长得什么模样，只是匆匆扫了她一下，然后胆战心惊地跟在她后面。事实上，从一开始，我就是用想象在猜度和完善，我只是想当然地觉得她应该怎么样。每当我想起和苏教授的交往，就忍不住会想到这位神秘莫测的黑衣姑娘。时隔差不多20年，关于黑衣姑娘的记忆，已经带很大的想象，甚至有着非常严重的错误，我总是把她和现在街面上最时髦的姑娘混同起来，然而我就是忍不住要想。　　老式的教授楼陈旧不堪，黑黑长长的楼道里，堆了弃之可惜留着无用的杂物。到处都是灰尘，看得出已经很久没人打扫过。听得见有人在咳嗽，那是一种干咳，是那种没有痰可咳可不咳的习惯性声响。二楼的一家门敞着，收音机里正用记录速度播放着天气预报，这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播音，现在再也听不到了。我终于到达了四楼，在苏教授家的门前，我犹豫了一下，找到了门铃按钮，轻轻地揿着。　　2 　　就像人有意无意总要回味自己的第一次经验一样，我对对苏教授的初次拜访，始终保持着一种亲切的记忆。和苏教授的交往，是我人生轨迹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也许在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因为最初不过是一次偶然的拜访，我不过是奉父亲的命令，送一本祖父的书给苏教授。这完全是一次礼节的拜访。苏教授曾和我的祖父有过短暂的交往，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以后，父亲去北京出差，祖父告诉父亲，说我将要去读的那个大学，有一位叫苏抑卮的教授很有学问。祖父并没有让我前去拜师的意思，他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学问功底实在太浅，根本就不配给苏教授当学生。祖父当时只是随口向父亲提到了苏抑卮这个人。　　自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我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选择了作家这个行当。他对我没有别的要求，唯一的希望，就是让我千万不要子承父业，再去当什么倒霉的作家。在上大学以前，我是一家街道的小工厂的工人，也许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父亲一直过得很坎坷，他对我能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分子，感到十分欣慰。他为自己的家庭终于有了工人阶级感到自豪。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多少年来，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报纸上，都是很认真地这么说。虽然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的想法，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我的父亲总觉得我不想继续当工人的念头，十分幼稚十分错误，而且隐隐地潜藏着几分危险。他觉得我迫不及待地想投考大学的望，有些过分，有些不可理喻。他觉得我完全没理由，也没必要把上大学那么当回事。一个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发展，大学从来就不是唯一的出路。我的祖父没有上过大学，我的伯父没有上过大学，我的父亲没上过大学，我的三个堂哥也没上大学，按照这种推理，我即使不上大学，一样也可以做出成就。　　我所在的工厂，离家很遥远，每天总是一大早就出门。几乎要穿过整个城区，到了郊区，还要沿一段土路骑十分钟车。在下雨天，为了不迟到，我不仅要提早出门，而且不得不在泥泞的土路上，推着甚至扛着自行车前进。我的工作是操作牛头刨，这是一种较为落后的金属加工，程序十分简单。进厂以后，一位改行不久的中年妇女当了我的师傅，她教我怎么操作，过了一个月，我便完全熟练地掌握了操作。在做学徒的第一年里，因为是和师傅共同操作一台刨，显得很清闲，我们轮工作，闲着的那个人，可以躲在一旁看书，或是打线。车间里就只有一台刨，原来已经有了两位师傅，一个夜班，一个白班，现在添了我和另外一名徒弟，人手多了，便考虑再添一台刨。　　一年以后，新的一台刨买回来了。除了新一点，这台刨在外形和能方面，和老的那台机器没有任何区别。新刨安装好了以后，我的师傅和我开玩笑，说这台新机器就是我的嫁妆。我记不清自己当时如何回答的，只是心里感到不是滋味，我又不是什么女孩子，要什么嫁妆。坦白地说，我当时并没有觉得做工人有什么不好，我感到不痛快，是因为我所干的工作，实在没有什么技术可言。我意识到自己正在逐步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每天固定的就是那么几个简单的动作，夹紧加工部件，按动操作按钮，加工开始加工完毕，然后继续重复。我觉得自己仿佛陷入了包办婚姻的沼泽，这台新刨只是我不得不娶的一个小媳妇。我对这台金属的机器毫无感情。　　在我成为小说家以后，我写的小说，很少反映这一段生活。四年的工人生活，真正让我感到亲切的地方，并不多。如果硬要我说老实话，我就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喜欢当工人。我没办法讴歌工厂的生活，因为我知道，大多数的工人和我一样，并不热爱他们所干的活。我知道很多年轻的工人和我一样，既不觉得做工人有什么不好，但是也不觉得当了工人就一定伟大。这世界上如果没有工人，肯定不行，也许恰恰是这一点，才能像名牌的商标一样，一针见血地说明工人的伟大。事实上，在我做工人的那个年代里，工人与其说伟大，还不如说幸运，这种幸运是和下乡的知青相比，和农村的农民相比。　　不能不承认工人的生活，其实是最单调的。在机器轰鸣的八个小时里，我不得不将自己变成这台牛头刨的附加部分。如果是加工那种小零件，每道工序很快就结束，我不得不站在刨旁边，不停地换上换下。如果是大的加工部件，则意味着一旦加工开始，我可以有很长的等待时间。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刨一旦开动，我便被机器拴死了，我的神经必须高度紧张。越是那种看上去技术不很强的操作，越容易疏忽出事，我的师傅就是因为干活时偷偷地打线，导致了刨的牛头和加工部件相撞，结果她那部刨不得不提前大修。　　活永远干不完，想偷懒也不行。每人都有一台机器，谁的机器停下来，都会引人注意。车间里，人和人之间交往，也就是吃饭那短暂的一会儿，要不就得等到交接班的时候。在工厂的四年，我几乎没有过一个朋友。我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内向，四年的工人生活，使得我的脾气变得更加古怪。我继续保持着在中学时的传统，坚决不和同年龄的女孩子交谈。我读中学的那个年代里，男孩子和女孩子是天敌，从来不进行对话。那个时代的男孩子都是清教徒，所有和女孩子搭讪的小伙子，都将受到蔑视和嘲笑，而女孩子如果主动和男孩说话，那必是轻薄和不自重。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总是情不自地注视一位操作磨的青年女工。我承认自己对她有着非同寻常的好感。这是一个比我早两年进厂的女孩子，在我的印象中，她永远都是戴着大口罩，因此始终带有一种神秘感。磨和刨一样，操作起来都是非常简单，唯一不同的是磨所产生的金属灰尘，要比刨大得多。我们的机紧紧挨着，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我们时不时地眉来眼去。我一直在偷眼看她，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同时觉得自己的举动，也都在她的监视之下。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我十分多余地做出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举动。她显然已意识到我的不同寻常的目光。在中学时，我曾用同样的目光，留意过一个梳着小辫子的姑娘。和我同年龄的小伙子，在青少年时期，一定有许多像我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恋爱经历可以回忆。我们的青春期，和“文化大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爱情问题是一个很可笑的话题。“爱”这个字眼，在我们这一代人眼里，意味着不学好，意味着下的情。所有的爱情歌曲，在当时都是黄歌曲。我们早年的爱情生活，说白了，也就是脉脉含情地看看女孩子。　　然而在车间里，老工人却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荤笑话，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动脚。不同年龄层次的男人，都愿意和我师傅调笑，而她似乎也很乐意从中得到一种乐趣。有传闻说师傅的丈夫是痿，男人们在背后窃窃私语，得出了一致结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师傅既然从丈夫那里得不到正当的爱，很自然地便会寻找另一种途径发。我刚做学徒的时候，师傅还有所忌惮。她总是假装生气地将男人不怀好意的手打开，把那些围着她转的男人轰走。但是，她很快地便忘却了我的存在，口无遮拦地说起话，张口男人的家伙，闭口女人的玩意。她真心地喜欢开那种俗的玩笑，喜欢别人和她动手动脚，喜欢被人吃豆腐。她喜欢那种被男人围绕的感觉，这是一种近乎于车间女王的待遇，在短暂的交接班期间，在吃饭期间，在偶尔的停电休息的时候，她成了男人们注意的中心。一阵阵科打诨，一阵阵声笑语，所有的名词和动词都有了新的意义。　　渐渐地，这种玩笑甚至扯到了我的头上。那些人根本不管我是否脸红，十分骨地和师傅调笑，说她想吃童子。师傅越是想保护我，他们就越起劲，叫喊得越凶。师傅很愤怒，说:“你们他妈的真不要脸，再不像话，别怪我说出不好听的话来。” 　　他们就说:“你什么不好听的话，我们没听过？” 　　师傅说:“我徒弟就跟我儿子一样。” 　　他们便话里有话地说:“像儿子和是儿子，究竟不一样！” 　　类似的玩笑永远没个够。一旦从机器的桎梏中逃离出来，大家没别的乐趣可找，于是就靠打情骂俏调节情绪。说荤话和荤段子，是车间里调剂身心健康的工间，是大家相互交流感情的润滑剂，有伤风雅无伤风化。师傅最看不惯那些<叶兆言中短篇小说>　Ｗwｗ.ＢＷｏｘＳ.Ｃ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