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小说孔雀的叫喊,第八集-被窝网

书号:39229 时间:2017/9/5 字数:1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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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的父亲

　　如果陈阿姨说的基本是事实，哪怕是她和老陈见到的事实，假定只是片面的事实――柳璀想，那么她的整个出生，未免太肮脏，而且太暴力，太残酷，不仅如此，里面有一种最基本的不义，最起码的颠倒。哪怕是革命年代无法避免的血腥，哪怕历次运动中一向有错案假案，都无法辩解这一种恶。

　　陈阿姨说“你今天被关的那个拘留所，以前就是良县武装部关犯人的。”

　　柳璀看着陈阿姨，紧张地问“你是说就是当年关押红莲和玉通禅师的地方？”

　　“就是，”陈阿姨回答道“只是以前没有那个停车的院坝。老陈就在那里办公。”

　　柳璀双手捧住脸，心里直在说“真糟，真糟。”虽然她没有想清楚究竟是什么

糟了。她的双手却

不住发抖，但是她控制住自己，一声没响，不让陈阿姨看见。陈阿姨似乎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抱着她的头，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

　　很久屋子里也没人说话，远处有鞭炮声，不知是喜事，还是丧事，那鞭炮声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仿佛下城都安静下来，为了听这声音。

　　还是陈阿姨说“太晚了，回去吧，快十一点了。”她说着就把蚊帐拉开。

　　柳璀点点头。她想问的问题太多，反而不知道怎么问好。

　　她找地上的鞋穿上。如果有人应当忏悔，不是她，也不是母亲，而是父亲，但是父亲早已不在人世，已成了江水和群山之外的魂。

　　柳璀非常哀伤，她看着窗外的黑暗，心里叫道：父亲，如果你的魂在这儿，你会不会懂为什么我不肯哭泣？你是否赎清了罪，还清了债？

　　柳璀突然觉得，如果真有什么人死有灵魂的话，那么父亲知道她现在到了良县，或许会前来，带领她看清楚她出生前的一些事。

　　她记忆中的父亲，完全不是

取滑的政客角色。相反，在省里，在西南局干部系统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他总是尽量躲开，他的政治生涯似乎避开了一切的纠纷。

　　父亲并没有步步高升――五十年代初似乎升得

快，从良县到重庆市，再到省府成都，以后就老老实实做着他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做什么都没有锋芒，没有棱角，一个灰色的人物。宣传部这职务，的确最危险四伏。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由于装聋作哑，他才不是落马最早的。

　　家里有一张父母结婚时在重庆拍的照片，父亲穿着军装，样子有点土气，神态憨厚，而母亲却是英姿

发，一头革命的短发，也能剪得优雅，穿的是列宁装制服，双排钮扣的那种，后来很少见到。的确让人眼目一亮。从照片上看，父亲应当非常爱母亲。

　　后来有了她，又有一张在重庆拍的照片，母亲抱着她，父亲站在她身后，一家人看上去非常幸福。母亲的模样还是那么清静雅致，面容没有

出一点倦意，她含着笑。反而是父亲显得僵硬古板，中山装衣

笔直，像刚浆烫过，挂在衣架上。他的头发大概刚理过，两鬓剪掉太多，上面的头发笔直，像尺寸画出来的。父亲的样子，在今天社会会被认为太土，绝对不像有本事或有野心，能耍政治手段的人。

　　在柳璀的记忆中，父亲很宠母亲，家里凡事都听母亲的。她小时没有多少机会见到父亲，干部子弟学校管理很严，只有星期天才准回家。父亲星期天在家的天数不多，在家不看文件的时间更不多，能陪她出去玩的机会就少得可怜了。

　　她小时候心里一直认为母亲夺走了父亲的爱，夺走了父亲全部的时间。夜里她偷偷走到父母的房间门口，但她推不开，门关得紧紧的。她就坐在门口的地上，有一次着了凉，父亲问她，她才说。父亲听了把她抱很紧，那一晚，父亲爬在地上让她骑。

　　她非常想和父亲到公园去，坐父亲的小车。有一次她生日，父亲直接到学校来，帮她请了假，带她去杜甫草堂。那年成都总是雨天，四周都

淋淋的。当她和父亲走进茶馆，雨就倾盆而下。荷花池已长

荷叶，但是花一朵也未开。父亲让她背杜甫的诗，她背了一首又一首。雨声打在荷叶上，周围都没有人，整个杜甫草堂仿佛都属于他们。

　　有一年暑假，父亲推掉外地的会议，带着她和母亲，三人一起去爬峨嵋山。那时她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爬了一会石阶就不行了，要用手撑才能爬上石阶。父亲就让她跨坐在肩膀上，扛着她走。他说“小璀，现在爸爸还能扛你，再过几年爸爸老了就扛不动你了。”

　　“没关系，到时我扛你，爸爸。”她说“我长大了要为你做好多好多事。”

　　她一句也未提母亲，母亲在一旁说“小璀偏心眼！”

　　他们在峨嵋山顶拍了张照片，那以后就从来未有三人合影的机会。在山上的合影中，母亲慈爱得很，没有与她争夺父亲的感觉，父亲站在中间，双手揽着她和母亲。整张照片差不多四分之三是群山起伏的背景，三个人只占了一点画面。

　　文革一开始，全是昏天黑地的日子。那时她刚进高中，参加了红卫兵，没有回家，没有心思，也不想有这心思打听父亲的消息，或许潜意识里明白打听了不会有好事，她无法对付坏消息。

　　各派造反组织势力起起伏伏，有时得势有时失势，她成天成夜住在队部里，抄大字报和标语。一直到有一天他们的组织发生政变，一批本来是下层成员的低级干部子女，组成了新的“勤务组”打进了司令部，说是要清除领导中的走资派子弟。一阵拳打脚踢

骂之后，老总部的人被关押起来，一个个叫去说话。其实话都一样：这个组织要生存下去，只有改变领导机构才能自救，不然永远是“老保”不能参与造反，大家一起完蛋。所以，必须让老总部的人都退出组织，包括她这样抄抄大字报的“工作人员”

　　她被叫进去了。她说，她不是“走资派子弟”

　　那个以前是部下的姑娘，绕过桌子跑到她跟前，关切地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你爸爸已经关进牛棚，好长时间了。两天前他被抓起来，宣布是省委牛鬼蛇神，省委大院里有不少打倒你父亲的标语。”

　　她说，她一直未回去过，真不知道。

　　那个女孩说“去看看吧，去看看，仔细划清界线，不要犯政治错误。”她也是干部子弟，态度还是

同情的。“不过，今天是省委的批斗会，你爸爸可能会在台上。你今天不去也好。”

　　那天下午她好不容易忍住了不去看父亲。那个下午，她心情如油锅里一样翻滚，她一个人在护城河堤没有目的地走，一边走一边哭。泪水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哭干的，以后她一辈子很少有痛哭的时候。全城都是传单，包括她

手油墨印的传单，连护城河里也飘散着传单，不过那些匆匆走过的人没注意她。

　　她也是参加过批斗人的，但“保守派”红卫兵一般都是批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教授专家什么的，女红卫兵就要对教授夫人动手，抓住她们陪斗，她也一样对这些“资产阶级”女人推推搡搡，虽然她从来没有打过人，她不记得打过任何人。

　　她完全能想象父亲在台上的样子：头发剃掉一半，脖子上垂着沉甸甸的木块，上面墨汁淋淋地写着他的名字，胡乱涂了点红杠子，前面加了各种最难忍受的形容词。被造反派红卫兵双臂反剪，坐

气式飞机，她完全可以想象这一切，她并没有觉得痛苦，却感到十分羞辱。

　　她早就知道，省委一批批下台的干部，有不少人恨父亲，说他靠装傻，才成为“不倒翁”掌着大权。父亲的“不卷入”最后成为被人往死里整的最重要原因。

　　那天直到夜里，她才偷偷回去，她想至少可以见到母亲。但是家里被贴了封条。她走到院子另一侧，找老警卫员。那个警卫员算是参加了省委造反组织。见到敲门的是她，警卫员马上用手指嘘了一下，让她别作声。

　　警卫员帮她小心翼翼打开门，揭开掉落一半的封条，准备之后封上。

　　昏黄的灯下，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大部分“政治上错误”的书撕烂撒了一地，尤其是父母心爱的线装书，无一幸免，瓷器统统砸烂在地上。家具被毁坏了，连她自己的房间也不剩下一件完整的东西。警卫员说，他的房间没有被抄，因此家里一些

用品暂放在他那里。

　　柳璀问父母在哪里。警卫员也不知道，他只能做到自保。但是他告诉柳璀，她的母亲也被造反派抓走了，但是父亲偷偷留了一张条子。

　　父亲的信里说，让柳璀看到信后，就赶快离开成都，到北京去找他的老上司李伯伯，李伯伯依然在部队里，情况会好得多。警卫员拿出两百元，说是父亲留给她的。

　　她捧住钱和信，鼻子一酸，差点哭起来，但还是毅然转身走了。

　　她从此再没有回过家，哪怕得到父亲自杀的消息，李伯伯也不让她回成都。母亲却被送去几百里外省委的干校劳动，她也没有让女儿回到成都。那个时候，柳璀已经成为李伯伯的“养女”去内蒙古草原军垦农场，等于半个军人，后来就直接到了部队里。参军是干部子女当时首选的道路，她从心里感激父亲弃绝人寰前，给了她一条幸运之途。

　　后来，省里整父亲的那一派垮了台，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母亲也恢复了工作，由于父亲已经“没有问题”那年柳璀也进了大学。柳璀的记忆中，从没好好和母亲一起生活过。母亲很晚才想办法调到了北京。

　　她们真正全家重新“团聚”是在新省委给父亲正式举行追悼会。共有一千人参加，李伯伯一家也专程去了。但就是那个时候，她还是不敢细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政治问题，竟然走投无路到如此地步。

　　父亲终其一生，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哪怕在文革前，也是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从来没有火气。有机会与女儿谈话，也只是反反复复教导她“听话”听谁的话？柳璀当然清楚。

　　父亲怎么会是陈阿姨说的那样的人？

　　不过，她没有理由怀疑陈阿姨会对她说谎：没有任何动机可言――一切都已经随风消失，该忘记的早就被忘记，这一代男人都走进坟墓，寡妇都在坟墓边上等待，有什么必要重新编织那么复杂可怕的一个故事？

　　她想起母亲再三要她到良县来见这个陈阿姨，几十年不想往来的人，难道母亲对事实真相，对陈家的苦难，肯定有点感觉，却不敢自己面对，让她这个作女儿的来承受过去的重担？

　　这时候柳璀想起她今晚来陈阿姨家的直接目的，觉得十分尴尬：这个时候拿钱出来，算什么呢？赎什么旧帐，示什么恩惠？她不愿意听陈阿姨说“把钱收起来吧。你陈阿姨饿死，也不会到你们门前讨口米汤喝的。”当然，陈阿姨至今没有说过这么刻薄的话，对几十年受的苦，她尽可能轻描淡说，除了怨自己的命不好。

　　不过，又有什么理由不拿出来。这不在于谁家欠谁家的，没有谁家该还情的意思。这是她本人的，与上一代人没有关系。

　　可是她怎么样也说不出口，她离开时，还是带着那个公文皮包。

　　与丈夫在一起

　　柳璀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群少年在打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把他按在墙上，拳打脚踢。那人倒在地上，不停地求饶。他们还是用脚对着他的脸猛踢，沾着血，沾着

块，骨头咔嚓断的声音，最后地上是一个大血团。

　　在文革中，她好多次看见有人上吊跳楼的惨状，但是始终没有与父亲的死联系起来。她从来没有想象父亲死时是什么样子。虽然她一直后悔未与父亲见最后一面。父亲自杀后，李伯伯没有马上告诉她。当然，她如果赶回成都，也未必能见到父亲的遗体。

　　母亲对自己那段日子不愿意多谈，也从来不太愿意提父亲的死亡，母亲说，父亲被连续轰炸

批斗后，精神终于承受不了，神志混乱后跳楼自杀。

　　留在她心里的父亲，鬓角头发出现了花白，说话声音也不高，做事仔细耐心。他看女儿的眼神，总是带着爱，带着慈祥。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她从学校回家，突然下起大雨，刮起大风，她躲在街角。这时父亲打着伞顶着风雨出现了，对她说，就知道她被雨堵在这儿，他的笑容亲切，他的步子显得有些笨重，穿了件皱巴巴的短衫，背有点驼，眼角有皱纹，不过更像她的父亲。她情愿保留这个记忆。

　　她翻了一个身，整个脸陷在柔软的枕头里。陈阿姨说的那冤死的和尚和

女，一直在她脑子闪现。行刑队的

举起来，眼睛充

无名的恐怖。乌红的血

了一大坡，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血，像开自来水管似的。那两具尸体被破草席卷裹起来，扔进坑里，铲上泥土，埋了。陈阿姨说这儿的人总绕着路，不经过那个半山

的坝子，说是杀死过人的地方，连太阳都不照着那块地，怕惹来一身倒霉气。后来那儿成了一所中学操场，坡土铲平盖上水泥，架起围栏，成<孔雀的叫喊>　ｗｗW.ｂｗOxｓ.ｃ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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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父亲　　如果陈阿姨说的基本是事实，哪怕是她和老陈见到的事实，假定只是片面的事实――柳璀想，那么她的整个出生，未免太肮脏，而且太暴力，太残酷，不仅如此，里面有一种最基本的不义，最起码的颠倒。哪怕是革命年代无法避免的血腥，哪怕历次运动中一向有错案假案，都无法辩解这一种恶。　　陈阿姨说“你今天被关的那个拘留所，以前就是良县武装部关犯人的。” 　　柳璀看着陈阿姨，紧张地问“你是说就是当年关押红莲和玉通禅师的地方？” 　　“就是，”陈阿姨回答道“只是以前没有那个停车的院坝。老陈就在那里办公。” 　　柳璀双手捧住脸，心里直在说“真糟，真糟。”虽然她没有想清楚究竟是什么糟了。她的双手却不住发抖，但是她控制住自己，一声没响，不让陈阿姨看见。陈阿姨似乎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抱着她的头，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　　很久屋子里也没人说话，远处有鞭炮声，不知是喜事，还是丧事，那鞭炮声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仿佛下城都安静下来，为了听这声音。　　还是陈阿姨说“太晚了，回去吧，快十一点了。”她说着就把蚊帐拉开。　　柳璀点点头。她想问的问题太多，反而不知道怎么问好。　　她找地上的鞋穿上。如果有人应当忏悔，不是她，也不是母亲，而是父亲，但是父亲早已不在人世，已成了江水和群山之外的魂。　　柳璀非常哀伤，她看着窗外的黑暗，心里叫道：父亲，如果你的魂在这儿，你会不会懂为什么我不肯哭泣？你是否赎清了罪，还清了债？　　柳璀突然觉得，如果真有什么人死有灵魂的话，那么父亲知道她现在到了良县，或许会前来，带领她看清楚她出生前的一些事。　　她记忆中的父亲，完全不是取滑的政客角色。相反，在省里，在西南局干部系统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他总是尽量躲开，他的政治生涯似乎避开了一切的纠纷。　　父亲并没有步步高升――五十年代初似乎升得快，从良县到重庆市，再到省府成都，以后就老老实实做着他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做什么都没有锋芒，没有棱角，一个灰色的人物。宣传部这职务，的确最危险四伏。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由于装聋作哑，他才不是落马最早的。　　家里有一张父母结婚时在重庆拍的照片，父亲穿着军装，样子有点土气，神态憨厚，而母亲却是英姿发，一头革命的短发，也能剪得优雅，穿的是列宁装制服，双排钮扣的那种，后来很少见到。的确让人眼目一亮。从照片上看，父亲应当非常爱母亲。　　后来有了她，又有一张在重庆拍的照片，母亲抱着她，父亲站在她身后，一家人看上去非常幸福。母亲的模样还是那么清静雅致，面容没有出一点倦意，她含着笑。反而是父亲显得僵硬古板，中山装衣笔直，像刚浆烫过，挂在衣架上。他的头发大概刚理过，两鬓剪掉太多，上面的头发笔直，像尺寸画出来的。父亲的样子，在今天社会会被认为太土，绝对不像有本事或有野心，能耍政治手段的人。　　在柳璀的记忆中，父亲很宠母亲，家里凡事都听母亲的。她小时没有多少机会见到父亲，干部子弟学校管理很严，只有星期天才准回家。父亲星期天在家的天数不多，在家不看文件的时间更不多，能陪她出去玩的机会就少得可怜了。　　她小时候心里一直认为母亲夺走了父亲的爱，夺走了父亲全部的时间。夜里她偷偷走到父母的房间门口，但她推不开，门关得紧紧的。她就坐在门口的地上，有一次着了凉，父亲问她，她才说。父亲听了把她抱很紧，那一晚，父亲爬在地上让她骑。　　她非常想和父亲到公园去，坐父亲的小车。有一次她生日，父亲直接到学校来，帮她请了假，带她去杜甫草堂。那年成都总是雨天，四周都淋淋的。当她和父亲走进茶馆，雨就倾盆而下。荷花池已长荷叶，但是花一朵也未开。父亲让她背杜甫的诗，她背了一首又一首。雨声打在荷叶上，周围都没有人，整个杜甫草堂仿佛都属于他们。　　有一年暑假，父亲推掉外地的会议，带着她和母亲，三人一起去爬峨嵋山。那时她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爬了一会石阶就不行了，要用手撑才能爬上石阶。父亲就让她跨坐在肩膀上，扛着她走。他说“小璀，现在爸爸还能扛你，再过几年爸爸老了就扛不动你了。” 　　“没关系，到时我扛你，爸爸。”她说“我长大了要为你做好多好多事。” 　　她一句也未提母亲，母亲在一旁说“小璀偏心眼！” 　　他们在峨嵋山顶拍了张照片，那以后就从来未有三人合影的机会。在山上的合影中，母亲慈爱得很，没有与她争夺父亲的感觉，父亲站在中间，双手揽着她和母亲。整张照片差不多四分之三是群山起伏的背景，三个人只占了一点画面。　　文革一开始，全是昏天黑地的日子。那时她刚进高中，参加了红卫兵，没有回家，没有心思，也不想有这心思打听父亲的消息，或许潜意识里明白打听了不会有好事，她无法对付坏消息。　　各派造反组织势力起起伏伏，有时得势有时失势，她成天成夜住在队部里，抄大字报和标语。一直到有一天他们的组织发生政变，一批本来是下层成员的低级干部子女，组成了新的“勤务组”打进了司令部，说是要清除领导中的走资派子弟。一阵拳打脚踢骂之后，老总部的人被关押起来，一个个叫去说话。其实话都一样：这个组织要生存下去，只有改变领导机构才能自救，不然永远是“老保”不能参与造反，大家一起完蛋。所以，必须让老总部的人都退出组织，包括她这样抄抄大字报的“工作人员” 　　她被叫进去了。她说，她不是“走资派子弟” 　　那个以前是部下的姑娘，绕过桌子跑到她跟前，关切地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你爸爸已经关进牛棚，好长时间了。两天前他被抓起来，宣布是省委牛鬼蛇神，省委大院里有不少打倒你父亲的标语。” 　　她说，她一直未回去过，真不知道。　　那个女孩说“去看看吧，去看看，仔细划清界线，不要犯政治错误。”她也是干部子弟，态度还是同情的。“不过，今天是省委的批斗会，你爸爸可能会在台上。你今天不去也好。” 　　那天下午她好不容易忍住了不去看父亲。那个下午，她心情如油锅里一样翻滚，她一个人在护城河堤没有目的地走，一边走一边哭。泪水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哭干的，以后她一辈子很少有痛哭的时候。全城都是传单，包括她手油墨印的传单，连护城河里也飘散着传单，不过那些匆匆走过的人没注意她。　　她也是参加过批斗人的，但“保守派”红卫兵一般都是批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教授专家什么的，女红卫兵就要对教授夫人动手，抓住她们陪斗，她也一样对这些“资产阶级”女人推推搡搡，虽然她从来没有打过人，她不记得打过任何人。　　她完全能想象父亲在台上的样子：头发剃掉一半，脖子上垂着沉甸甸的木块，上面墨汁淋淋地写着他的名字，胡乱涂了点红杠子，前面加了各种最难忍受的形容词。被造反派红卫兵双臂反剪，坐气式飞机，她完全可以想象这一切，她并没有觉得痛苦，却感到十分羞辱。　　她早就知道，省委一批批下台的干部，有不少人恨父亲，说他靠装傻，才成为“不倒翁”掌着大权。父亲的“不卷入”最后成为被人往死里整的最重要原因。　　那天直到夜里，她才偷偷回去，她想至少可以见到母亲。但是家里被贴了封条。她走到院子另一侧，找老警卫员。那个警卫员算是参加了省委造反组织。见到敲门的是她，警卫员马上用手指嘘了一下，让她别作声。　　警卫员帮她小心翼翼打开门，揭开掉落一半的封条，准备之后封上。　　昏黄的灯下，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大部分“政治上错误”的书撕烂撒了一地，尤其是父母心爱的线装书，无一幸免，瓷器统统砸烂在地上。家具被毁坏了，连她自己的房间也不剩下一件完整的东西。警卫员说，他的房间没有被抄，因此家里一些用品暂放在他那里。　　柳璀问父母在哪里。警卫员也不知道，他只能做到自保。但是他告诉柳璀，她的母亲也被造反派抓走了，但是父亲偷偷留了一张条子。　　父亲的信里说，让柳璀看到信后，就赶快离开成都，到北京去找他的老上司李伯伯，李伯伯依然在部队里，情况会好得多。警卫员拿出两百元，说是父亲留给她的。　　她捧住钱和信，鼻子一酸，差点哭起来，但还是毅然转身走了。　　她从此再没有回过家，哪怕得到父亲自杀的消息，李伯伯也不让她回成都。母亲却被送去几百里外省委的干校劳动，她也没有让女儿回到成都。那个时候，柳璀已经成为李伯伯的“养女”去内蒙古草原军垦农场，等于半个军人，后来就直接到了部队里。参军是干部子女当时首选的道路，她从心里感激父亲弃绝人寰前，给了她一条幸运之途。　　后来，省里整父亲的那一派垮了台，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母亲也恢复了工作，由于父亲已经“没有问题”那年柳璀也进了大学。柳璀的记忆中，从没好好和母亲一起生活过。母亲很晚才想办法调到了北京。　　她们真正全家重新“团聚”是在新省委给父亲正式举行追悼会。共有一千人参加，李伯伯一家也专程去了。但就是那个时候，她还是不敢细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政治问题，竟然走投无路到如此地步。　　父亲终其一生，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哪怕在文革前，也是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从来没有火气。有机会与女儿谈话，也只是反反复复教导她“听话”听谁的话？柳璀当然清楚。　　父亲怎么会是陈阿姨说的那样的人？　　不过，她没有理由怀疑陈阿姨会对她说谎：没有任何动机可言――一切都已经随风消失，该忘记的早就被忘记，这一代男人都走进坟墓，寡妇都在坟墓边上等待，有什么必要重新编织那么复杂可怕的一个故事？　　她想起母亲再三要她到良县来见这个陈阿姨，几十年不想往来的人，难道母亲对事实真相，对陈家的苦难，肯定有点感觉，却不敢自己面对，让她这个作女儿的来承受过去的重担？　　这时候柳璀想起她今晚来陈阿姨家的直接目的，觉得十分尴尬：这个时候拿钱出来，算什么呢？赎什么旧帐，示什么恩惠？她不愿意听陈阿姨说“把钱收起来吧。你陈阿姨饿死，也不会到你们门前讨口米汤喝的。”当然，陈阿姨至今没有说过这么刻薄的话，对几十年受的苦，她尽可能轻描淡说，除了怨自己的命不好。　　不过，又有什么理由不拿出来。这不在于谁家欠谁家的，没有谁家该还情的意思。这是她本人的，与上一代人没有关系。　　可是她怎么样也说不出口，她离开时，还是带着那个公文皮包。　　与丈夫在一起　　柳璀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群少年在打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把他按在墙上，拳打脚踢。那人倒在地上，不停地求饶。他们还是用脚对着他的脸猛踢，沾着血，沾着块，骨头咔嚓断的声音，最后地上是一个大血团。　　在文革中，她好多次看见有人上吊跳楼的惨状，但是始终没有与父亲的死联系起来。她从来没有想象父亲死时是什么样子。虽然她一直后悔未与父亲见最后一面。父亲自杀后，李伯伯没有马上告诉她。当然，她如果赶回成都，也未必能见到父亲的遗体。　　母亲对自己那段日子不愿意多谈，也从来不太愿意提父亲的死亡，母亲说，父亲被连续轰炸批斗后，精神终于承受不了，神志混乱后跳楼自杀。　　留在她心里的父亲，鬓角头发出现了花白，说话声音也不高，做事仔细耐心。他看女儿的眼神，总是带着爱，带着慈祥。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她从学校回家，突然下起大雨，刮起大风，她躲在街角。这时父亲打着伞顶着风雨出现了，对她说，就知道她被雨堵在这儿，他的笑容亲切，他的步子显得有些笨重，穿了件皱巴巴的短衫，背有点驼，眼角有皱纹，不过更像她的父亲。她情愿保留这个记忆。　　她翻了一个身，整个脸陷在柔软的枕头里。陈阿姨说的那冤死的和尚和女，一直在她脑子闪现。行刑队的举起来，眼睛充无名的恐怖。乌红的血了一大坡，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血，像开自来水管似的。那两具尸体被破草席卷裹起来，扔进坑里，铲上泥土，埋了。陈阿姨说这儿的人总绕着路，不经过那个半山的坝子，说是杀死过人的地方，连太阳都不照着那块地，怕惹来一身倒霉气。后来那儿成了一所中学操场，坡土铲平盖上水泥，架起围栏，成<孔雀的叫喊>　ｗｗW.ｂｗOxｓ.ｃＯm